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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三次长沙会战（日语：第二次長沙作戦），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发生在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6日的湖南和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交战双方为中华民国第9战区司令薛岳所统帅的国民革命军第9战区部队共300,000人与日本第11军司令阿南惟几所统率的日军第11军共约120,000人，此次战役主要经历日军向长沙推进的外围战斗、攻守双方在长沙城的攻防战斗和日军撤退时国军进行的反击作战三个阶段。在战役指导上国军方面指挥官采用了“天炉战法”对抗日军，而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则出现了明显的判断失误，最终导致战役结果为中方成功防守长沙，日方遭受惨重损失撤退而结束，因此又被中国方面称为“长沙大捷”。此次战役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盟军与日军交战的首场战役胜利
1941年12月24日，阿南惟几下令进攻长沙，当天日军第6师团与第40师团开始自新墙河渡河，且利用夜袭与炮击辗压守军防线。第3师团与泽支队则在25日早上发起攻击。24日傍晚恰逢寒潮过境，湖南经历少见的低温和大雪，气温从12摄氏度下降至摄氏零下5度，气温遽降不只造成进军困难，也让日军架桥与渡河都因此延迟；经过2天1夜激战后，防守新墙河的国军第20军和第58军遭日军采燃烧弹破坏防御工事，以致伤亡过半。发动攻势的第三天（12月27日）下午，新墙河防线大致遭到瓦解，日军则继续南下朝汨罗江防线推进，而守新墙河的国军则按照预定转移至汨罗江二线阵地和两侧山区转移。
1941年12月26日，先行挺进的第6师团已经开始准备向其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条河流—汨罗江进行渡江作业。27日，第三师团也开到汨罗江；此时国军防守汨罗江的是第37军、99军和从新墙河撤下的58军，而第20军则在平江和平江以北地区布防，中国军队的防线呈现“倒八字”阵型。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长乐街方向以求尽快推进，日军依靠强大的炮火优势和空军支援不到3日即突破了汨罗江阵地，防守的第20军向东转移至山区，第37军和第58军则向高桥一带和汨罗江、捞刀河之间转移。
12月29日，日军第40师团完成横渡汨罗江之作业；然而12月30日晚上，40师团所辖的后勤部队－辎重第40联队遭到国军夜袭，联队长森川敬宇中校战死。这个不算起眼的损失让40师团前线部队在后勤上陷入险境，也为会战后期40师团提早撤退埋下伏笔。
由于汨罗江大部地区以南原本就是田野，外加雨雪天气导致道路泥泞不堪，而湘北地区的百姓又早就把可以通行的大路大为破坏，导致日军渡过汨罗江后诸如坦克和重炮等机械化装备不仅很难推进反而成为累赘。原本依据先前的计划，日军此次长沙作战之“牵制中国军队以策应香港作战”的原先计划已经达到应当撤退。但日军到经过约一周的激战顺利推进至长沙城外，这一战局得阿南惟几十分兴奋，认为此次可以攻占长沙以雪之前未胜之耻，因而继续命令部队向南攻占长沙。然而，中国军队在湘北作战区让开正面向两翼撤退本身就是按薛岳“天炉战法”的预定计划，诱使日军往“炉底”长沙城的重要环节之一。
1941年12月初日军刚偷袭珍珠港，陆军席卷东南亚，同盟国军屡战屡败，中华民国军队在长沙的胜利显然成为政治上的强心针，进而引起当时世界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总统罗斯福称：“盟军的胜利，全赖华军长沙大捷”，英国媒体也用“在此远东阴云密布之际，唯有长沙上空之云彩确切光辉夺目”的标题进行报道。苏联和西方同盟国也有大批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长沙进行访问。由于李玉堂等将领指挥第十军成功防守长沙，在战役结束后，原本属“待罪留任”的军长李玉堂升任27集团军副司令，原预10师师长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原28团少将团长葛先才升任预10师副师长，其他战斗中获得战功的将领也得到了国军统帅部的奖励。中方此战虽然获胜，但也总结认为在后期截击日军的作战中，国军忽略了重点控制渡河点并未能强力破坏日军渡河设备从而使得日军未受到大建制的歼灭性打击；日方则认为，此战准备不足，在过程中多次更改命令指挥失当，使得作战陷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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