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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范玉萍他们三人和几个林哲的随从同来的人到长沙城外，随从的兵丁先进了城，她们三人在路边的亭子里坐着，玲珑告诉她们自己准备回正一观复命，范玉萍和桃花分别拥抱玲珑，范玉萍说：“回去告诉衍羽道长，正一派始终是名门正派，不要因为一个败类就失去希望，我始终相信邪不胜正！”玲珑点点头说：“好，姐，我相信我们还会见面的！“范玉萍和桃花一直将她送到城外半里多地，最后大家才依依惜别。
桃花看着玲珑远去的身影对范玉萍说：“我怎么感觉玲珑以后不会再回来了呢？”范玉萍点头说：“你的感觉很准！”桃花惊讶地问道：“你为什么这么说，难道你有事瞒着我？”范玉萍说：“我就说了嘛，我姐的感觉越来越准了，那好吧，我现在告诉你吧，玲珑她...是共产党......”桃花听完惊讶地看着问道：“你既然晓得怎么.....”范玉萍说：“呵呵，人各有志嘛。我答应过替她保密的。”桃花问：桃花问：“既然你知道她的事，你怎么没劝她？”范玉萍无奈地摇摇头说：“劝她？人家还在劝我呢？”桃花吃惊地看着她“她还拉拢你？”范玉萍说：“是啊，但我没同意。”桃花问道：“为什么？你告诉我，这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啊？那东西怎么对她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范玉萍没有直接回答她的问题而是叹口气说：“民国20年，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那里曾经发生过一起轰动一时的命案，叫顾顺章灭门案.....”桃花听完唏嘘不已然后说道：“他做了坏事一个人做事就由一个人担嘛，干嘛还株连人家全家呢？这跟郑氏堂有什么区别？你是因为这个才不喜欢共产党的？”范玉萍说：“不全是这件事，他们当年就江西搞的打地主土豪分田地，你我都知道那些地主也跟农民差不多，哪怕是他们的儿子也是穿着草鞋和烂衣服，也照样到田里去做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不过是靠着省吃俭用积攒了点钱买了一些田产，共产党凭什么就要分了人家的田产？这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呢？就连土匪也不过是抢点粮食和钱财，也不会分人家的田地让人家破产吧？还有，我当年带着那些江西兵从上海出来时，中间就有来自瑞金的人，他们说在他们那里共产党为了征兵，十户里有八户的轻壮劳力被征去当兵，年纪是16岁到55岁，55岁啊，那都是老年人了，还有如果不去就被抓去关起来，那些瑞金人也就是因为这才跑出来当兵的。他们说在他们那里那些种田的都是女人和老弱病残......”桃花吃惊道：“怎么这样啊？”范玉萍长叹一口气说：“是啊，如果不是这样谁愿意背井离乡去当兵打仗，还有，那些共产党在当地还搞反什么AB团运动，自己人杀了自己人，这就是一个叫龚楚的高级将领叛逃出来说的，哎，我在龙虎山的时候我也亲自接触过共产党，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范玉萍说到这她摇了摇头，然后继续说道：“为此我曾经同玲珑说起过这些事，但玲珑一直在为他们辩护，后来为这事还大吵过一架，年轻人为了赶时髦都喜欢相信这些歪门邪说，好像谁不相信就落后了一样。所以我们谁都没办法说服对方，最后我们达成口头协议，就是各自保留意见，我答应她做完秦壶的事前，我替她保密.....”桃花听完垂头丧气地说：“难怪我刚才看她的神情怪怪啊。”范玉萍叹口气说：“姐，你说我是不是很失败？湘莲是这样，玲珑又走了我不认同的路......为什么我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哎，真是孽障。姐，别人总说我非常有能力，可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失败。”
注：瑞金扩红运动，为阻止国民政府围剿，共产党当年在瑞金搞了扩红运动，将当地80%的轻壮扩编成红军，年纪16岁到55岁，造成农田里耕种的绝大部分都是女人和老人，长征途中许多人半途都逃了，很大部分都来自这些人。
注：反AB团又称反AB团运动、肃AB团、打AB团，是中共赣西南苏区于1930年5月开展的一场以消灭AB团为名义的肃反，上千名干部和群众被指称是AB团分子而遭到处决。1930年5月，在赣西南苏区的党群机关中普遍开展中反AB团的斗争，9月进入高潮。11月反AB团的斗争由地方发展到军队中，12月初地方和军队同时并进。12月12日红二十军一部分爆发反抗滥捕、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中共中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进一步掀起捕杀AB团的高潮。1931年1月，反AB团开始偃旗息鼓[1]。
反AB团的第一阶段是从1930年“二.七”会议后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是从1931年4月至1931年末。在第一阶段“打AB团”的1930年10月至次年1月，毛泽东及其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一阶段据初步统计，仅红一方面军被杀官兵就达4,500人，而至1930年10月，赣西南特委已消灭“AB团”份子1,000余人。第二阶段具体的死亡人数不详。[2]
目前，中共承认绝大多数被处决者是无辜的受害者，所谓的AB团并不存在。根据《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一书及党内各种文献，毛和周应对此运动负主要责任。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负责人，主要目的是为了贯彻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指示，而毛泽东则是为了巩固自己在赣南根据地的权威(肃清江西籍共产党人)。但中共至今未对富田事变彻底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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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顾顺章灭门案，1931年3月，顾顺章被派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成任务后，顾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4月24日被从上海过来的中共叛变人员尤崇新认出，遭当地情报负责人蔡孟坚逮捕。顾旋即投降，但是要求面见蒋介石方能供认其掌握的机密。蔡孟坚随即向其上司徐恩曾密电此事，不料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抢先通知了特科，导致顾顺章掌握的情报价值大减；但即使如此，也仅仅是“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已，由于顾顺章所处的极高地位，以及其家属很多都参与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致使当时上海等地的地下党机构几乎完全被摧毁，多人被捕杀。周恩来亲自指挥对顾顺章的惩处，顾虽逃过红队的报复，但其家人及当时在其家的人员共19人都被红队杀死，只有三岁的女儿及两岁的侄子被寄养别处（红队负责人王竹友说是因为他不忍心下手，中共官方说法是按周恩来指示）。1931年11月29日，顾顺章在《申报》刊登“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发誓报仇。
顾顺章被捕后，其家属从威海卫路802号转移到法租界最西部姚主教路125弄的爱棠村33、37号（今徐汇区余庆路110号和102号）。5月，周恩来、康生获悉顾顺章投降后，率领洪杨生、陈养山、王世德（化名王竹友）等十余人，将其全家八口岳父母、妻子、内弟等全部勒毙，埋尸于法租界爱棠村院内灭迹，其女顾利群和妻弟张长庚因年幼，在周恩来安排下顾利群被送到了保育院，张长庚则放回家。于顾案发生4个月后，即1931年11月，张长庚在街上指认出王世德，使其被调查科捕获，经供述上项情事，由调查科向法租界警务当局接洽，会同按址发掘尸体，租界当局初不置信，经过确切保证之后，始获同意进行发掘，因此事为新闻界所悉，消息传布出去，致发掘工作进行之时，市民挤满墙头，树上围观，在充满惊骇与怀疑气氛之下，一尺复一尺的挖下去，经一周时间的挖掘（11月21日至28日），于种植花草毫无痕迹之院内，深掘至八尺之下，果然起掘得顾之全家大小八具尸体，全市为之震惊。以后据王世德所供，又先后在公共租界武定路修德坊6号（今930弄14号），以及麦特赫斯脱路（今静安区泰兴路）、新闸路陈家巷91号等处，继续从事发掘，结果又掘得三十九具尸体，其中都是顾顺章的亲属，正式党内身份是中央特科第一科成员，有两人是党员身份，此时被中共认定为动摇或叛变份子，由周恩来命王世德等所处决的。
1935年，顾顺章因涉及中统军统矛盾、组建“新共产党”触犯蒋中正忌讳而被中国国民党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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