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外面的炮声和枪声越来越密集，范玉萍和林巧连忙从床上爬起了，林巧想去开灯，被范玉萍拉住，她们先各自披上衣服下床。
林巧轻声问：“是什么地方来的枪声？”
范玉萍仔细听了一下，然后判断说：“好像是北面。”
林巧赶紧说：“北面，那不就是闸北吗？
这时其他房间的灯光陆陆续续都打开，林巧也跑去打开灯，她们各自穿好了衣服，范玉萍把头发上的手绢扯下来，坐在床边拿起桌子上的梳子开始梳头发，
林巧急得大叫：“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梳头发啊？”
范玉萍不紧不慢地看着林巧说：“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知道吗？看你这猛张飞冒冒失失要冲出去，你去哪啊？你现在就是急的跳脚能有用吗？谁打谁啊？你知道吗？上次的教训都丢脚后跟去了？”她一边梳理头发一边奚落林巧.
林巧被她怼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好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怎么办呢？女诸葛亮？”
玉萍编着一根独辫，一边说：“等！现在睡觉，明天早上就晓得情况了！”说完就把外衣一脱就又进了被窝里。
林巧这时才发现自己还光着脚站在地上，也急忙扑进范玉萍的被窝里面来。“好冷，离我远点！”范玉萍大叫，
外面的炮声枪声还在继续，林巧猛地钻进范玉萍的怀里，范玉萍“啊”了一声，因为林巧的头猛地砸在她胸口上。这几天这儿正痛着呢，范玉萍痛的眼泪都要出来了。又不好作声，就默默地扭曲着脸强忍住。
（注：“一二八”事变（日语：第一次上海事変），是大日本帝国在1932年1月28日攻击中华民国上海市之战争。进攻主力是上海派遣军，守军主力是由广东调来的国民革命军十九路军。
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大日本帝国朝鲜总督府迫害朝鲜华侨。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群众召开反日援侨大会，揭开上海反日的序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商界抵制中日贸易，中华民国沿海和长江一带日本航运业遭到很大打击，其中“日清轮船公司”轮船全部停航。上海日本商人从1931年7月到1932年3月底，遭受损失总额据说高达41,204,000日元[1]:366。1930年，上海每月平均进口总额29%来自日本商品，而1931年12月降到3%。1931年10月5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由外务省向国民政府提出强硬之警告，至派舰问题，由外相与海相主持之”。
事变经过
1月28日晚上11时30分，日本不等答复，下令日本海军陆战队2,300人在铁甲车掩护下沿北四川路（公共租界北区的越界筑路，已多次划为日军防区）西侧的每一条支路：靶子路（今上海市虹口区武进路）、虬江路、横浜路等等，向西占领淞沪铁路防线，在天通庵车站遇到第十九路军坚决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1月29日凌晨，日机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能登吕”号水上飞机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及东方图书馆（中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藏书超过三十万册）均被炸毁。
1月29日，十九路军向全国发出《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
特急。衔略公鉴：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28夜12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舋。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物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19军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叩。艳子印。
政府应对
1月29日早上，蒋介石约见何应钦、朱培德商讨对策。之后由朱培德召集何应钦、顾祝同、李济深、邓世增、林蔚等商定布防、警戒南京和长江沿线及对日抵抗作战事宜。
蒋手定对日交涉原则：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交涉程度为：“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也。”京沪防御与军政部署为：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即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全力守南京；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党政军留守机关人员归何指挥。蒋、中国国民党中政会、国民政府外交部、陈铭枢等纷纷表示抵抗日本侵略之决心。蒋还致电湖北省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濬和第四师师长徐庭瑶：“昨夜倭寇向我上海闸北第十九路防线袭击，至此刻尚在对战中。我军决与死战，其在汉、浔海军必有军事行动，务望严密戒备自卫，万勿为其所屈，第四师应集中武汉严防，切勿分散。以后军费困难，惟有地方自筹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为委员，负责调动军队，指挥沪战。蒋自下野后正式复出，以避免城下之盟、坚持长期抗战。
1月30日，中国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蒋通电抗日，并派精锐之第五军增援上海，当晚上海方面军事长官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在他指挥下为第十九路军；军总指挥为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师长区寿年、毛维寿、沈光汉。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
“东北事变，肇始迄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仍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忍。我十九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厉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表示绝不屈服。此电发表后，影响甚大，“人心士气，为之大振”。自该日起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开始迁往洛阳（年底才迁回），但军委会和外交部留驻南京，同时命令前方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共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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