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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开始了,学校正式关门了。母亲安排我,前往徐州贾汪的二姑家,我二姑父在那里的夏桥煤矿,做井下掘进工人。那年我十周岁,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按照大人教的方法买了火车票。徐州到贾汪的客车是闷罐子车,也就是货车车厢配上一个列车员,车厢里放上了一些稻草,供旅客席地而坐;火车开的慢腾腾的,站站都停。
上车的时候,列车员大妈很友好,半抱半推地帮助我爬上了火车。我进入车廂,看到地上铺了一些麦杆,整个车厢只有四个一尺见方的通气口,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气味。一位坐在通风口旁的老爷爷,见我独自一人,主动挤出一块地方,示意小男孩靠着他坐。他是一位穿着补丁加补丁衣裳的农民,皮肤晒得黝黑,不善言辞只是用慈祥的目光,微笑地看着我。火车开动了,车厢铁门关上了,因为我是靠着通风口吹风,没有遭受闷罐车恶劣空气侵扰。
一个小时左右到达了贾汪,下了火车,我徒步走向新工区二姑家。所谓新工区,就是煤矿在大路旁的广大农田中,买了一大块地,为矿工居住盖的一片,一排排简易的平房。走进新工区,我的问路招来了许多小孩。快到二姑家时,我周围小孩子更多了,有的在前面给我带路,有的大声喊叫谁家来人了。
当我走进二姑家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是人了。进屋后,按照母亲的嘱咐,我立即把缝在衣服里的钱票取出,递给了二姑。四十元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这是我暑期的生活费用。这个举动,引来了屋里邻居们的一阵赞叹,“人家城里医生就是出手大方”,……。他们只提到母亲,要知道,看过批斗走资派的场面,我很害怕别人提到走资派父亲。这座矿山是徐州矿务局的一个下级单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提二姑的局长弟弟,只提到我的医生母亲,让我舒了一口气。慈祥的二姑,马上给我摊油饼吃,这是一种稀稀面里放入葱花和盐(这次二姑还特意在面里打了一个鸡蛋),然后用油煎熟的薄饼,在当时的二姑家,算得上是高档食品了。
一个城里白净斯文孩子的到来,引起了二姑邻居家“野”孩子们的兴趣。这些野孩子通常不穿上衣和鞋子,身体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个个都是骂人好手。他们感兴趣我的皮肤、凉鞋和衣服,接着他们发现这个城里孩子,除了会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其它时间说话都是软语细声的。“野孩子”经过集体讨论,给我起一个外号,叫“软面条子”。
他们惊奇的发现,叫我外号的时候,我并无反感只是微微一笑而已。但这些引起了大我几个月的小表哥不满,他们不敢再当着小表哥面叫外号了,但小表哥不在的时候依然叫。一天晚上屋里闷热,我和小表哥一起,拿着一张席子,去找风口睡觉。小表哥对我说,别让他们叫你外号。那能怎么办呢?我问道。他们谁叫你外号,你就骂谁,小表哥坚决的说。我很疑惑地看着他,以前母亲是严禁孩子骂人的。那又怎么骂呢?我又问道。小表哥想也没想,回答,你就骂“我日你娘”。然后小表哥鼓励我要勇敢的试试,又问我记住了吗,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约好了,大家一起去水库游泳。吃完早饭,我先走出了二姑家门。远远一个小伙伴,见我是一个人,一面皮笑肉不笑喊着“软面条子”,一面向着我走过来。我先是冲他笑笑,然后觉得不对劲,想起了昨晚上小表哥交待的话。但以前没有骂过人,一时骂不出口,我正在犹豫不决。他已慢慢走近了我,看着他快走到我面前了,踌躇再三的我,终于鼓起劲冲着他,突然骂了一句,“我日你娘”。他楞住了,因为离他叫外号,隔的时间过长,他似乎已经不清楚,我为什么骂他了。
接着他委曲的反复责问我,为什么要骂他。这个时候,我也因为骂人,觉得无地自容,怔怔地望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在这个时候,小表哥走了过来,听到他的责问,顿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大声告诉他,你瞎给人家起外号就该挨骂。
在二姑家,我受到了优待。二姑家平常主餐就吃煎饼包素菜或咸菜,有时候改善生活,就是摊油饼吃;每当这个时候,二姑会专门给我一块大的摊油饼。那时,我二姑这样的煤矿工人家庭,过年过节或者来了贵客,才会买点猪肉,平时家里见不到荤菜。辣椒炒鸡蛋,是我二姑父每天专享的特供菜谱,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那时蔬菜非常便宜,但鸡蛋是奢侈品,一大碗辣椒只能拌一个鸡蛋,实在不匹配。二姑父下班后,一个人独自喝酒吃菜,有时候会喊我一起吃菜。
在这个暑假,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和真正的野孩子们一起玩,十分的开心。我也努力融入他们,模仿他们不穿鞋子,没有成功,我的脚太嫩了,实在受不了;模仿他们不穿上衣,虽然我身上晒脱了几层皮,但坚持下来了。和“野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在田野里捉青蛙,一起去水库边游泳,一起混进矿区偷冰棒吃,一起印毛泽东头像。
我和表哥们还一起去山上野地里割草,但那时草源太少,割草的人太多,一个暑假割的草只能卖很少很少的钱。我还跟着表哥们,在新工区旁的自由市场,一起贩卖过小公鸡,生意不好做;我们没有经验,早上进货价格高了,在市场九角钱买的小公鸡,直至傍晚才很困难地以八角五分赔本卖出。
有一次在矿工洗澡堂,小伙伴们依然是光腚坐在水泥地上滑行,打打闹闹嘻戏。前几次我因为细皮嫩肉,屁股磨的有些痛,都是模仿一下就停止了,坐在一旁当观众了。这次因为快要回家了,我忍不住就参加了他们的嘻戏。开始是有点痛,但是一旦玩疯起来,就感觉不到痛了。疯完了,该穿衣回家了,觉得屁股火辣辣的疼。到了晚上更疼了,屁股磨破了,几天不出去玩伤口也不能愈合,但是我不好意思声张。
转眼之间暑假结束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时局势已经平缓了一些,我才回家。据说,当时医院的造反派良心发现,看到母亲每天忙于查病房动手术和在门诊看病,咋看咋不像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就不提批斗她了。徐州矿务局的造反派,是要抄我家的,也派人提前来我家踩点。他们看到此时我家又窄小又简陋的两间小屋,回去后制定抄家方案,讨论来讨论去,发现抄我家进屋都没有地方站立;再说屋里那么小,也没哈东西,于是就放弃了。
我回到了靠近市中心的家中。那时因为原来住的房子太小了,我们家在暑假期间,已经搬到了徐州会堂对面的一个四合院中。院子前后共有七户人家,两家是新建的简陋房。我家是老房子,面向北,面积虽然大了一些,但终年不见阳光,冬天阴冷,夏天雨水稍多,地砖就会潮湿。我们住在这里,和当时最底层的善良人们,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时光。
回家后,文革形势已经缓和了一点,文革开始时的打骂揪斗暴力场面少了许多,似乎惊涛骇浪已经过去了。父亲虽然仍在集中隔离审查,但是每个月都能回家探亲了,我们也能经常去探望他。母亲在医院能正常工作了,依然是看门诊做手术查病房。不过母亲在医学院没有课讲了,医学知识已经也反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医学院大学生们,都改学毛主席著作了,据说学了毛著包治百病。
文革的一年多后,母亲回归了正常的医生生活,父亲依然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孩子们都是失学的少年。我们一家人慢慢地适应了这些变化,渐渐地融入了大杂院的生活。
我家院子里有七户人家,前院两户后院五户,其中,一户旧工商业主、五户工人和一户反革命走资派。但邻居们开始的时候,不知道父亲是走资派。对门家的大儿子是天津的工程师,回家探亲的时候,经常和父亲聊到一些机械设备,所以大家以为他也是一位机械工程师。我们大家相处和谐,一家有事大家都会来帮忙。那时,每当一家切一个西瓜吃,都要给另外每家送一小块,共同分享其乐融融。
我们院子的正堂屋,也就是后院南屋,住着这个四合院的原始主人。正是他们夫妻年轻时候,带着几代人务农积累的财富,从农村来到了城市,买下这块土地盖起这个院落。他们在院子不远处,投资建立了他们的工场,成为了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虽然他们衣着朴素,但屋子里几件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隐约可见他们往日的富足。老俩口的工场,后来公私合营改造,他们失去了企业,按期领取一些股息。
但股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了,以后两位老人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这家人的教养甚好,几个孩子受到了好的教育,已经成为了医生工程师等,分别在天津等城市成家立业了。因为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给这家人带来了很多伤害,他们除了客气的礼貌待人,很少与人沟通交流,谨慎处事力求自保,时刻防范不测事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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