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到南京报到后,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黎政委,在东郊宾馆请父亲吃饭,谈了当前省里石油煤矿化学工业存在的问题。黎政委要求父亲到职后,深入了解有关企业一线的生产情况,为省领导在全省燃料化学工业方面的工作,提供决策具体方案,对具体事务性问题作出直接指导。随后,省革委会副主任彭冲也找父亲谈了话,提出了工作方面的要求。
这次刚刚到南京的时候,因为长期被批斗写检查隔离审查,加之生产指挥部里各式各样的造反派分子的嚣张,父亲工作蹑手蹑脚放不开 。黎政委总是鼓励父亲放手抓业务,对这个老部下极其信任,使他较快的进入了角色。父亲像回到了五十年代,又开始不分昼夜的加班加点工作,为省领导决策提供方案,对具体问题直接下达处理决定。他走遍了全省各地的石油煤矿化工企业,全身心投入了江苏省燃料化学工业的管理和发展工作中。
文革四年多了,几近破坏的全省石油、煤炭、化工企业,正在努力恢复生产之中。在那个时候,江苏省的化肥农药煤炭油料极度缺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吴大胜提出了千方百计解决的要求。作为权宜之计,吴大胜副主任要求,大量建设一批小化肥厂小农药厂小煤矿,以解燃眉之急。对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的要求,父亲详细布置靠前指挥,一个点一个点落到实处。
那时,我每次假期到南京,父亲为了多和我在一起,经常带着我一起参加他的活动和会议。在路上的时候,我们有了时间交流,他喜欢给我讲历史故事,也喜欢描述规模化工业的前景,毕竟他在德国看到的现代工业化,景象太震撼了,印象太深刻了。
那时父亲常在西桥五号家中请客,与来自全省各地的同事交流。每次聚餐,酒始终是特供的洋河大曲,号称土茅台 ,又便宜又实惠。那时除非节假日,没有人贪杯。饭菜非常简单,有一次晚上请客是这几个菜,凉拌黄瓜、大蒜皮蛋、午餐肉和盐水鸭。那一次,因为天热怕菜坏了浪费,我吃多了皮蛋夜里拉肚子了,就记住了那晚吃了什么。当然也记住了,父亲半夜起床,守护着我没有睡觉。
那时常州的小煤矿建设,是由程维高具体负责的,他是常州上黄煤矿的党委书记,他后来做过省委书记。常州上黄煤矿,是父亲经常联系的一个点,那样做方便随时了解基层的情况。程维高做事有板有眼,工作勤奋负责,勇于开拓进取,父亲很喜欢他。那时程维高时常到西桥五号,向父亲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听取父亲的指导意见。他也和父亲手下工程师们一起,讨论研究常州上黄煤矿的建设和开采。苏南以前是有煤的,不过煤矿储存量不大,煤质也不太好。
程伟高每次来西桥五号,会带一两个常州的小吃,热天还会带西瓜。当时的西桥五号有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有很多树和空地,每当来人工作讨论结束后,父亲会凑几个菜在院里树下聚餐。
有一天晚上,大人在院子树下吃饭,作为临时服务生的我,正在青砖小楼走廊准备切西瓜。这时有一个农村模样年轻女人走了进来,说要找父亲。我搬了一个小板凳,请这个朴实无华的女人坐下等一下,然后继续切西瓜。在她的注视下,我刚切一刀,她一下站了起来,说“不行!歪了,让我来”。依着她的手势,我把刀递给了她,她麻利地就把一个大西瓜切好了。
当我端着一大盘西瓜,准备送给大家吃的时候,她一下接过盘子,让我给她带路。我带着她走到了大人们面前,对父亲喊道,有人找你。正在和身边程伟高说话的父亲,抬起头,接着一楞,说,“啊,赵主任,你怎么来了”。父亲接着站了起来,接过西瓜盘子,对跟着站起来的程伟高说,这位是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赵桂香副主任。程伟高赶紧让赵桂香坐到了他的坐位上,然后自己跑回小楼里,搬了一把椅子在他们旁边坐下。
吃西瓜的时侯,听到赵桂香对父亲说,许司令要求我们搞好粮食增产,那说啥都是假的,有了化肥每亩多上一点,亩产马上就增加了。……。他们又对全省小化肥企业的建设,谈了一些看法,交换了意见。那时,两位领导讨论的时候,如果不问,坐在旁边的程维高就一言不发,只是认真听。
吃过爪后,程维高和我一起收拾好餐具,我就回房间在学工学农学军学暴力中,我度过了初中。 那时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我不偷懒不耍滑,积极参加从不请假。但是频繁的“学工”、“学农”重体力劳动,让我充满厌恶又无可奈何。折腾的年代,不仅要折腾大人,也要折腾小孩子,文革对小孩子的也是摧残。
睡觉了,程维高又去加入了他们的谈话。那个晚上,他们谈到了很晚很晚。1970年春节开始,我有了两个家,一个在南京鼓楼西桥五号的民国青砖小楼里、一个在徐州会堂对面陋巷又旧又潮湿老屋中。那时,父亲在南京工作,母亲在徐州,平时我在徐州上学,放假就去南京的家。南京的家给了我家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房屋质量好,更多的是安全感。徐州的家不仅仅是破旧的房子,更多的是文革初期的恐怖回忆,那个时候,时刻担心被抄家,担心造反派的各种暴力,这些给我留下了野蛮的记忆。
在当时极左思潮气氛下,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造反派的势力很大,破坏性极强。每当部里造反派有人讲些大话空话,指责父亲不突出政治业务挂帅的时候,黎政委就大包大揽说,是我让他那么做的。这些造反派,尽管当时很猖狂,但对黎政委许司令这些现役军人,还是惧怕三分的。造反派对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包括彭冲副主任等,都颇为看不顺眼不尊重。生产指挥部造反派争着拍军队干部马屁,而黎政委这些军人又看不起造反派,重用懂业务的人员,而造反派又瞧不起业务派。这种情况,一直到军代表撤离各级政府机关,才慢慢的发生变化。
黎政委对父亲说,做好业务工作也是突出政治,我调你来这里就是为了抓好生产搞业务的,光说些不合实际情况的话,他停下来,指着那些造反派又接着说,有他们就够了,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黎政委的这些话,大大的鼓励了父亲。黎政委对于父亲组织专业人员做出的各种具体业务方案,几乎不做修改,就以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名义直接发出。
那时,原先体制的一些管理机构已经瘫痪,为了让经济恢复发展正常运行,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要重新组建新的机构实施管理。全省的化工煤炭石油企业,要建立这些业务的统一管理机构,父亲在省革委生产指挥部的工作重点,转为了组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燃料化学工业局。
那时,一方面,父亲对过去的同事“走资派”重新出来工作,做了大量工作。无论我们在南京的家,还是我们在徐州的家,都是人来人往。另一方面,为了落实燃料化学工业企业各项生产任务,父亲跑遍了全省,他觉得只有靠前指挥,了解生产一线情况,才能把工作落实。那段期间,父亲每天只能睡很少的觉。
那时,“走资派”张子西仍在隔离审查中,他的夫人李阿姨,会频繁到我们徐州会堂对面的家。李经常回忆我父亲和张子西的老同事之间深厚的情谊,常和母亲长时间谈心。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觉得反感,一个医生和一个行政人员能有多少共同语言,李阿姨每次来都要谈几个小时,李阿姨特别能说,而且母亲并不烦她。我觉得,她们一个是整天忙于坐门诊查病房和上手术台的人 ,另一个是整天看风向察苗头投机钻营的机关人 ,风马牛不相及。
初中时,流传“读书无用论”,回家我和母亲说起了这个话题,母亲听到就批评我。我不懂事的回嘴呛她,“这是毛主席说的,知识越多越反动”。母亲听后,生怕我认可这个观点,由于过于心急,竟口不择言对我大声说,“那是骗人的话,毛主席本人的孩子也是读书的,读书无用为什么让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是真急了 ,说这样的话,在那个年代是有生命危险的。81Please respect copyright.PENANAeguIGLHmx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