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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惊奇的发现，叫我外号时，我只是微微一笑而已。但这引起了大我几个月的小表哥不满，他们不敢当着小表哥面叫外号了，但小表哥不在时依然叫。一天晚上屋里闷热，我和小表哥一起，拿着一张席子，去找风口睡觉。小表哥说，别让他们叫你外号。
那怎么办呢？我问。谁叫你外号，你就骂谁，小表哥坚定的说。我很疑惑地看着他，母亲是严禁孩子骂人。那又怎么骂呢？我又问道。小表哥想也没想回答，就骂“我日你娘”。小表哥鼓励我要勇敢试试，问我记住了吗，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约好，大家一起去水库游泳。吃完早饭，我先走出了二姑家。远远一个小伙伴，见我是一个人，一面皮笑肉不笑喊着“软面条子”，一面向着我走过来。我先是冲他笑笑，然后觉得不对劲，想起了昨晚上小表哥交待的话。但以前没有骂过人，一时骂不出口，我正在犹豫不决。他已慢慢走近了我，看着他快走到我面前了，踌躇再三的我，终于鼓起劲冲着他，突然骂了一句，“我日你娘”。他楞住了，因为离他叫外号，隔的时间过长，他似乎不清楚，我为什么骂他。
他委曲的反复问我，为什么骂他。这时我因为骂人，觉得无地自容，怔怔望着他，不知道如何是好。正在这个时候，小表哥走了过来，听到他的责问，顿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大声告诉他，你给人家起外号，就该挨骂。这一骂真管用，软面条子会骂人，再也没有小伙伴叫这个外号了。
二姑家平常主餐是煎饼包咸菜，没有做饭这一说。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到点饿了，自己去拿煎饼，找点咸菜卷起来，吃完就是一顿饭。这种煎饼是集中摊制的，做一次够吃两个月；咸菜也是集中腌制的，做两缸够吃一年，偶然会炒一小盆蔬菜摆在咸菜旁边。在二姑家，我受到了优待；有时候改善生活，就是摊油饼吃，二姑会专门给我一块大的。
那时，我二姑这样的煤矿工人家庭，过年过节或者来了贵客，才会买点猪肉鸡蛋，平时家里见不到荤。辣椒炒鸡蛋，是我二姑父每天专享的特供菜谱，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那时蔬菜非常便宜，但鸡蛋是奢侈品，一大碗辣椒只能拌一个鸡蛋，实在不匹配。二姑父下班后，一个人独自喝酒吃菜，有时候会喊我吃他的特供，辣椒炒鸡蛋。
这个暑假，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和真正的野孩子们一起玩。我也努力融入他们，模仿他们不穿鞋子，这个没有成功，我的脚太嫩了，实在受不了；我模仿他们不穿上衣，身上晒脱了几层皮，但坚持下来了。和“野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在田野里捉青蛙，一起去水库边游泳，一起混进矿区偷冰棒吃。
我和表哥们，一起印毛主席头像，向孩子们散发。这个生意很火爆，散发的时候，附近大几十个野孩子都来，兴高采烈的抢头像。但是这个生意是亏本赚吆喝，不可持续发展，没过几天我们就停业了。
我和表哥们还一起去山上野地割草，但那时山上草源太少，割草的人太多，尽管我们很卖力，一个暑假割的草只能卖了很少的钱。我还和表哥们，在新工区旁的自由市场，一起贩卖小公鸡，没有经验，早上进货价格高了，九角钱买的小公鸡，直至傍晚才很困难地以八角五分赔本卖出。
在矿工澡堂，小伙伴们依然是光腚坐在水泥地上滑行，打打闹闹嘻戏。前几次我因为细皮嫩肉，屁股磨的痛，模仿一下就停止了。这次我忍不住了，就参加了他们的嘻戏。开始是有点痛，但是一旦玩疯起来，就感觉不到痛了。疯完了，该穿衣回家了，觉得屁股火辣辣的疼。到了晚上更疼了，屁股磨破了，几天不出去玩，伤口也不能愈合。
暑假结束了，母亲托人带来一些钱和粮票，说学校已经关闭不开了，局势还不稳定，要我再等些日子回家。又过了一段时间，这时打砸抢流血少了许多，局势平缓了一些，这时母亲才让我们回家。
据说，当时医院的造反派，看到母亲这批室主任，每天忙于查病房动手术在门诊看病，咋看咋不像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再说，批斗了这些科室主任，让他们靠边站，那谁来看病人。造反派想来想去，良心加上无奈，也就不批斗她们了。
徐州矿务局的造反派，是真要抄我家，也派人几次来我家踩点。造反派看到此时此刻我的家，是又窄小又简陋的两间小屋，回去后制定抄家方案，讨论来讨论去，发现抄我家，他们进屋都没有地方站立。再说屋子里那么小，也不像能有什么东西，造反派不愿意忙活半天一无所获，于是放弃抄我家了。
从二姑家，我回到市中心家，因为原来房子太小了（不足二十平方米），在暑假期间，家搬到徐州会堂对面的四合院中。我家是老房子，面向北，面积大了一些，但终年不见阳光，冬天阴冷，夏天雨水稍多地砖就会潮湿。
母亲在医院能正常工作了，依然是看门诊做手术查病房。不过母亲在医学院没有课讲了，医学知识已经反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医学院大学生，不上医学专业课，改学毛主席著作了，学了毛著能治百病。文革形势缓和了一点，打骂揪斗暴力场面少了。父亲虽然仍在管制隔离审查，但是每个月都能回家探亲了。
文革一年多后，母亲回归了正常的医生生涯，父亲依然是反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孩子们是失学少年。我们慢慢地适应了变化，融入了大杂院的市民生活。我家院子前后七户人家，两家是新建简陋房。前院两户后院五户，其中，一户小企业主、五户工人和一户反革命走资派。
我们院子的正堂屋，就是后院南屋，也是我家对门，住着这个四合院的原始主人。正是他们夫妻年轻时候，带着几代人务农积累的财富，从农村来到城市，买下这块土地盖起这个院落。他们在院子不远处，投资建立了他们的工场，成为了一个小企业老板。虽然他们衣着朴素，但屋子里几件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隐约可见他们往日的富足。老俩口的工场，后来公私合营改造，他们失去了自己辛苦创立的企业，按期领取一些股息。
但股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停止了，以后两位老人靠一份微薄的养老金生活。这家人的教养甚好，几个孩子受到了好的教育，已经成为了医生工程师等，分别在天津等城市成家立业。因为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给这家人很多伤害，他们除了礼貌待人，很少与人交流，谨慎处事力求自保，防范不测事情发生。
我新家院子，前院北屋一家，是我记事以来，最简陋的家庭。约十三平米的老屋子里，拥挤着三张简陋的床、一个破旧木箱子和两个板凳。男主人是一个三十九元多点月薪的工人，工厂离市区远，每个星期六晚上才能回到家中。女主人是家庭主妇，有两个女孩三个男孩，孩子多生活困难。他们经常说“计划不够”，也就是政府按计划供应的粮食不够吃。那时花上高价钱，在黑市上可以买到粮食，但他们家太穷没钱买，孩子们常饿肚子。
男主人很知足，说在城里，比安徽老家乡下好多了，那里才是真正的饥饿贫困之地。有一次男主人对我说，他老家粮食少常吃糠咽菜，嘴上没油又爱面子，会用布包一小块肥猪肉，出门时擦擦嘴。他家大姐先天有病，又长期没有基本治疗，加之营养不良，脸色总是苍白的。大姐比我大好几岁，说话细声细气，是个善良温柔姑娘。两年后一天，我看着他家人把她半扶半架去了医院，不久后回来告诉大家，大姐已经死了。这是我身边熟悉的人，第一次出现死亡，我难过了好几天，至今仍然忘不了那张惨白年轻脸颊和大大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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