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那年,要怀疑一切还要打倒一切。母亲医院的一些人也开始造反了,他们占领了院领导办公室,先是打倒了院长书记,接着斗争矛头指向了各个科室主任们。一时间,停课停工停产还不够,似乎还要停医停商。母亲当时是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科室负责人,平时不在门诊病房就在手术台上,当然作为医学院的兼职教师,有时候还要到教室讲课。父亲是徐州矿务局局长,那时在德国学习矿山机械化,刚刚被召回国,关在牛棚里接受批斗。那时,我家已经搬出了宽大的局长楼,住进了医院给的两间很小的屋子里。
这时母亲担心,一方面是医院造反派,会把自己作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斗;一方面是徐州矿务局造反派,随时来市中心抄我们的家。母亲开始焦虑不安了,虽然家里的有关物品都处理了,但还是担心造反派的粗暴行为,会对孩子们造成进一步的心理伤害。想来思去,只有对乡下和矿区亲戚们打招呼,说为了孩子们的安全,要把他们分别送往你们那里避避风头。
暑假到了,学校正式关门了。母亲安排我,前往徐州贾汪的二姑家,我二姑父在那里的夏桥煤矿,做井下掘进工人。那年我十周岁,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按照大人教的方法买了火车票。徐州到贾汪的客车是闷罐子车,也就是货车车厢配上一个列车员,车厢里放上了一些稻草,供旅客席地而坐,且慢腾腾站站停的客运火车。
上车的时候,列车员大妈很友好,半抱半推地帮助我爬上了火车。我进入车廂,地上铺了一些麦杆,整个车厢只有四个一尺见方的通气口,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气味。一位坐在通风口旁的老爷爷,见我独自一人,主动挤出一块地方,示意小男孩靠着他坐。他是一位穿着补丁加补丁衣裳的农民,皮肤晒得黝黑,不善言辞只是用慈祥的目光,微笑地看着我。火车开动了,车厢铁门关上了,因为我是靠着通风口吹风,没有遭受闷罐车恶劣空气侵扰。
一个小时左右到达了贾汪,下了火车,我徒步走向新工区二姑家。所谓新工区,就是煤矿在大路旁的广大农田中,买了一大块地,为矿工居住盖的一片,一排排简易的平房。走进新工区,我的问路招来了许多小孩。快到二姑家时,我周围小孩子更多了,有的在前面给我带路,有的大声喊叫谁家来人了。我那时,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小表兄刘厚才。
当我走进二姑家的时候,屋里屋外都是人了。进屋后,按照母亲的嘱咐,我立即把缝在衣服里的钱票取出,递给了二姑。四十元钱和五十斤全国粮票,这是我暑期的生活费用。这个举动,引来了屋里邻居们的一阵赞叹,“人家城里医生就是出手大方”,……。他们只提到母亲,要知道,看过批斗走资派的场面,我很害怕别人提到走资派父亲。这座矿山是徐州矿务局的一个下级单位,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提二姑的局长弟弟,只提到我的医生母亲,让我舒了一口气。慈祥的二姑,马上给我摊油饼吃,这是一种稀稀面里放入葱花和盐(这次二姑还特意在面里打了一个鸡蛋),然后用油煎熟的薄饼,在当时的二姑家里,算得上是高档食品了。
一个城里白净斯文孩子的到来,引起了二姑邻居家“野”孩子们的兴趣。我的表兄刘厚才,大我半岁多点,好像是孩子里有威望的小头头。这些野孩子通常不穿上衣和鞋子,身体被日光晒得黑黝黝的,个个都是骂人好手。他们感兴趣我的皮肤、凉鞋和衣服,接着他们发现这个城里孩子,除了会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其它时间说话都是软语细声的。“野孩子”经过集体讨论,给我起一个外号,叫“软面条子”。
他们惊奇的发现,叫我外号的时候,我并无反感只是微微一笑而已。但这些引起小表哥刘厚才的不满,他们不敢再当着小表哥面叫外号了,但小表哥不在的时候依然叫。一天晚上屋里闷热,我和小表哥一起,拿着一张席子,去找风口睡觉。小表哥对我说,别让他们叫你外号,那是侮辱人。那能怎么办呢?我问道。他们谁叫你外号,你就骂谁,小表哥坚决的说。我很疑惑地看着他,以前母亲是严禁孩子骂人的。那又怎么骂呢?我又问道。小表哥想也没想,回答,你就骂“我日你娘”;看到我有点犹豫,小表哥又说,只要骂一次就行了;然后问我记住了吗,我点了点头。
第二天,我们约好了,大家一起去水库游泳。吃完早饭,我先走出了二姑家门,一个小伙伴见我是一个人,一面喊着“软面条子”,一面向我走来。我先是冲他笑笑,然后觉得不对劲,想起了昨晚上小表哥刘厚才交待的话。但以前没有骂过人,一时骂不出口。我正在犹豫不决呢,他已慢慢走近了我,看着他快走到我面前了,踌躇再三的我,终于鼓起劲冲着他,突然骂了一句,“我日你娘”。他楞住了,因为离他叫外号,隔的时间过长,他似乎真的不清楚,我为什么要骂他了。接着他委曲的反复责问我,为什么要骂他。这个时候,我也因为骂人,觉得无地自容,怔怔地望着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正在这个时候,小表哥走了过来,听到他的责问,顿时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小表兄刘厚才大声告诉他,你瞎给人家起外号就该骂。这一骂真灵,一个夏天,再也没有人叫我的这个外号了。
在二姑家,我受到了优待。二姑家平常主餐就吃煎饼包素菜或咸菜,有时候改善生活,就是摊油饼吃;每当这个时候,二姑会专门给我一块大的摊油饼。那时,在我二姑这样的煤矿工人家庭,过年过节或者来客人了,才会买点猪肉,平时家里见不到荤菜。辣椒炒鸡蛋,是我二姑父每天专享的特供菜谱,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那时蔬菜非常便宜,但鸡蛋是奢侈品,一大碗辣椒只能拌一个鸡蛋,实在不匹配。每当二姑父下班后,一个人独自喝酒吃菜,有时候会喊我一起吃菜。
在这个暑假,我实现了小时候的愿望,和真正的野孩子们一起玩,十分的开心。我也努力融入他们,模仿他们不穿鞋子,没有成功,我的脚太嫩了,实在受不了;模仿他们不穿上衣,虽然我身上晒脱了几层皮,但坚持下来了。和“野孩子”们一起玩一起疯,一起在田野里捉青蛙,一起去水库边游泳,一起混进矿区偷冰棒吃,一起印毛泽东头像。我和表哥们还一起去山上野地里割草,但那时草源太少,割草的人太多,一个暑假割的草只能卖很少很少的钱。我还跟着表哥们,一起贩卖过小公鸡,生意不好做。我们没有经验,早上进货价格高了,我们在市场九角钱买的小公鸡,直至傍晚才很困难地以八角五分赔本卖出。
有一次在矿工洗澡堂,小伙伴们依然是光腚坐在水泥地上滑行,打打闹闹嘻戏。前几次我因为细皮嫩肉,屁股磨的有些痛,都是模仿一下就停止了,坐在一旁当观众了。这次因为快要回家了,我忍不住就参加了他们的嘻戏。开始是有点痛,但是一旦疯起来,就感觉不到痛了。疯完了,该穿衣回家了,觉得屁股火辣辣的疼。到了晚上更疼了,屁股磨破了,几天不出去玩伤口也不能愈合,但是我不好意思声张。
转眼之间暑假结束了,这时局势已经平缓了一些。据说,当时医院的造反派良心发现,看到母亲每天忙于查病房动手术和在门诊看病,咋看咋不像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就不提批斗她了。徐州矿务局的造反派,是要抄我家的,也派人提前来我家踩点,看到了又窄小又简陋的两间小屋。回去后制定抄家方案,讨论来讨论去,他们来抄我家,进屋都没有地方站立,屋里也没哈东西,于是就也放弃了。
不久后,我告别了小表兄刘厚才,回到了市中心的家里。儿时,我的表兄刘厚才,第一次教我怎样面对别人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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